危机始于2026年11月3日。当时，数百万试图登录Ueno银行应用程序的巴拉圭人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取出资金。短短数日内，这场金融问题迅速升级为政治危机，巴拉圭总统被赶下台、遭软禁，并被指控犯有多项与腐败有关的罪行。

这场政治和金融危机暴露出巴拉圭近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矛盾。Ueno是一家因扩大普通巴拉圭人的金融可得性而受到赞誉的银行，但其成长建立在与政治精英和公共机构异常密切的关系之上。尽管Ueno危机来得令人震惊，但此前其实已有明显警讯。

作为熟悉巴拉圭当代政治、经济和环境发展多个方面的学者，我们认为，这场崩溃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金融现代化究竟让谁受益、由谁掌控，以及当它失败时由谁承担风险。金融机构如何成长、监管者如何行使权力、公共资源又如何被托付给私人公司，这些政治关系都是国家层面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一个一直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为经济稳定典范的国家。

一家增长速度快于审查速度的银行

Ueno于2021年作为一家数字贷款机构成立，凭借移动银行服务和返现优惠吸引客户。它的扩张为长期被传统银行忽视的人群带来了实用服务，包括农村客户。与此前受限的银行做法相比，Ueno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低收入客户扩展了信用卡市场。

随着Ueno扩张，巴拉圭也因低税率、经济稳定和有利营商的政策而越来越吸引投资者。该国被一些人称为“南美迪拜”，也成为保守派意见领袖，尤其是来自巴西的意见领袖的磁石，他们将巴拉圭的经济模式与该地区其他地方左翼政府所谓的管理不善进行对比。事实上，在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领导下，巴拉圭一直是拉美地区最热情支持特朗普政府及其广泛地区愿景的盟友之一。

但在金融稳定的表象之下，Ueno已站在更深层问题的悬崖边缘。

在会计调整使Ueno的偿付能力比率降至法定最低要求的一半以下后，中央银行终于采取行动。但问题其实更早就已显现。2026年6月，银行监管机构发布的一份监督报告披露，约有1.46亿美元贷款流向了与Ueno控股股东Grupo Vázquez有关联的三家公司。其中一些公司已转移给集团员工；监管人员对抵押品和资金最终用途提出质疑。

这些警示信号为何未被重视，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监管机构没有更好地掌握局势，也没有更有效地控制风险敞口。

无论如何，Ueno的问题在11月2日以戏剧性的方式暴露出来。当天，中央银行将Ueno置于处置程序之下，这一程序类似破产，但由巴拉圭中央银行直接管理。该贷款机构称其拥有近300万客户，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并随即停止交易。

危机很快牵连到执政党。经济学出身的佩尼亚于2023年当选总统，并与这家银行关系密切，他于11月5日辞职。随后，参议院一致投票将他免职，从而剥夺了佩尼亚的议会豁免权。他很快被软禁，并因腐败罪名被起诉；副总统佩德罗·阿利亚纳随后接任，并宣誓任职至2028年。

与此同时，这场危机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包括国会外的示威，民众指责佩尼亚和执政的红党“偷走”了他们的储蓄。

当监管者认识被监管者

Ueno的故事部分反映了巴拉圭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之间的亲近关系。

卡洛斯·卡瓦略曾担任Ueno前身银行的董事长，佩尼亚于2023年任命他为巴拉圭中央银行行长。卡瓦略于11月3日辞职，此后也被指控犯有与佩尼亚相同的腐败罪名。巴拉圭中央银行则表示，卡瓦略已回避任何与Ueno有关的决定。

不过，潜在的利益冲突远不止于此。佩尼亚此前曾执掌Banco Basa，这家银行与红党领袖、前总统奥拉西奥·卡特斯有关联，而卡特斯仍拥有相当影响力，并在推动佩尼亚下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财政部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巴尔多维诺斯也曾在Basa董事会任职。当地记者早在佩尼亚任期初期就记录了这些旋转门关系。

据报道，佩尼亚持有Ueno Holding 1.58%的股份，而该公司与Ueno银行共享主要股东Grupo Vázquez。其兄弟弗朗西斯科持有卢森堡公司U Holdings的股份，后者是该银行的间接股东。另一名股东是卡特斯的前幕僚长胡安·卡洛斯·洛佩斯·莫雷拉。两兄弟都在2025年退出。

佩尼亚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而检方正在审查有关其前商业利益及其政府金融监管的指控。

大量公共资金的纳入，使这些关联显得尤为重要。Ueno持有约8.5亿美元公共资金，其中包括来自国家社会保障机构IPS的3.55亿美元，涵盖医疗和退休基金。该金额约占IPS投资组合的9%。

在佩尼亚任命的主席豪尔赫·布里特斯领导下，IPS于2023年放宽了银行存款资格要求，并在2024年取消了基于资本的敞口上限。同一时期，其在Ueno的存款大幅增加。Grupo Vázquez的科技公司ITTI在佩尼亚上任后至少获得了230万美元的国家合同，而在此前仅为67.5万美元。ITTI将增加归因于业务扩张，并否认存在利益冲突。

这些联系以及监管规则的变化，共同提出了关于监管俘获和其他潜在利益冲突的重要问题。

增长数据没有说出的部分

巴拉圭的经济增长确实是真实的。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率为4.4%，此前2025年为6.6%。穆迪在2024年给予该国债务投资级评级，标普则在2025年跟进。水电出口、农业和新基础设施继续支撑着经济。

华盛顿也在更紧密地将巴拉圭纳入其地区经济战略。10月23日，该国成为《Pax Silica宣言》的第26个签署方。该倡议涉及关键矿产、水电和先进计算基础设施。虽然公告没有说明融资承诺，但这显示出巴拉圭的资源和被视为的政治可预测性，正被定位为战略资产。

但增长数据和信用评级并不能说明是谁在塑造金融监管，或是谁承担银行失败的成本。巴拉圭长期存在的政治庇护遗产，使得审视政治与企业联系以及公共资金投资规则的变化变得必要。

社会代价与红党问题

巴拉圭并非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局面。1995年至1998年间，13家银行和35家金融公司倒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直接成本相当于该国GDP的10%至13%。这之前还发生过一次规模较小的银行危机。两次危机都暴露出监管薄弱和关联贷款问题。

巴拉圭的存款保险为最高约3.8万美元的余额提供保障，巴拉圭中央银行也坚持认为最新案例中的失败是孤立事件。不过，账户转移已经给系统带来压力，导致多家银行机构出现中断。

但对大多数巴拉圭人来说，这场危机并不是通过技术性金融或宏观经济指标来感受的，而是通过手机上看到自己无法取出资金这一残酷现实来感受的。工资、养老金和储蓄同时被冻结。年轻的Ueno员工在劳工部外焚烧公司卡，要求支付拖欠工资。

防暴警察对游行前往国会的储户使用了胡椒喷雾和橡皮子弹。对于通过Ueno进行银行业务和发薪的小企业来说，实体经济停摆了。

这种普遍愤怒挑战了执政党关于其经济愿景的说法，而该愿景被其视为未来增长的引擎。它最终会带来制度变革，还是仅仅导致红党内部洗牌，仍是未知数。关键在于巴拉圭立法者和监管机构将如何继续推进，以及他们是否会把银行监管和公共存款与党派和商业网络分离开来。

无论如何，“南美迪拜”的神话已受到严重质疑。尽管抗议值得关注，但红党目前已通过迅速牺牲关键政治精英——包括总统本人——来解决自身的内部危机。

马尔科·卡斯蒂略博士，巴拉圭社会学家，毕业生，曾任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拉丁美洲、拉丁裔和加勒比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谢拉·里奥斯·加莱亚诺，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自然资源人文维度博士生，参与了本文写作。

乔尔·E·科雷亚，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自然资源人文维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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